一方面，他虽有大德无高位，但仍坚守自己的道德，直道而行，当祖国有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献计献策，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孔子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礼记·表记》曾专门述孔子论虞舜为何成为允执厥中的楷模：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恭，就是对人民对事业都要有恭敬之心。敏，就是通达事理，勤勉努力，不气馁，不懈怠。（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 进入专题： 中华文明 。
中国古代所崇奉的用其中于民是在现实世界中努力了解矛盾对立的各方内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处，让对立面在积极的互动、和合、结合中共生共存，并通过创新而获得新生命、新发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习即习行活动，这种活动过程在中国哲学中往往取得广义工夫的形式。
这里的知觉，主要指感性层面的意识，思则是与之分别的理性活动，其实质体现于对本质层面规定的把握，故与性一致（相应）。而不能做得十分底事，则意味着听天由命或离人言命，亦即单纯地顺乎外在之命，而在实质上放弃人的真正作用。然而，情虽不同于理性趋向，但又与理相关。在张载那里，便不难看到这一理解：儒者穷理，故率性可以谓之道。
几希所体现的，是人禽之别的主要差异。王夫之说：一禀受于天地之施生，则又可不谓之命哉？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性日生矣。
《易传》已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胡宏指出：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
就中国哲学的理解而言，性与情常常被理解为已发与未分，情作为呈现于外（已发）的意识，具有多样的形态，既涉及人的不同情感，也关乎人的感性欲求。养与敬之别，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情的内在特点。对中国哲学而言，这种活动与人自身的作用便无法相分，其结果也离不开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以性情而非广义之心为核心，精神世界似乎难以达到真正的统一。
性首先涉及意识、心理、精神之中的理性品格，但广义上的性又不限于心理、意识之域，而是涉及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二 作为与人相关的存在规定，心、情、性之间本身呈现何种关系？中国哲学以心统性情为理解以上关系的基本观念。
从意识的层面看，情与感性的欲求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情感既是人的意识的自然流露，也是内在之情的真切表达。
尽管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人物以先天性为人性的出发点，从而，成性过程包含着某种复性（回归本然之性）的趋向，但即使以复性为指向，其实现也离不开自我成就的过程。辞让一方面涉及理性的自觉，另一方面又内含谦卑之情。早期儒学正是由此提出尽心知性，肯定人心之中即蕴涵普遍本质，故尽人之心即可尽性（深入人的本质），并进一步把握形上之天（知天）。孔子在谈到孝时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乾道以普遍之道为题中之义，在普遍之道的变迁中（乾道变化），人的活动既受制于必然性，又本于道而有所作为，所谓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由此各安其位、各正性命。以广义的理性意识和情意等为内涵，心在整合情、性（心统性情）之时，一方面确认了人的内在意识之间以及意识与对象之间的交融和互动，另一方面又蕴涵者对情、性或广义意识与对象区分的肯定。
张载曾指出：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里的交往虽然以语言为中介，但同时也涉及生活过程的不同方面。
这个却须由我，不由他了。当然，在李泽厚那里，性与情呈现颇为繁复的关系。
其三，命运又具有不确定性。情的以上方面，分别对应于仁、义、礼、智，后者又以理为内容：仁是爱之理，义是宜之理，礼是恭敬、辞逊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
这一意义上的性以理为其内涵，一方面，它表明理性之思以普遍之理为依据。这一既成之性规定了人的发展可能、发展根据。与以上内涵相联系，命无法疏离于人的存在：物或对象中的普遍规定，主要以道、理、法则等为表现形式，其特点表现为外在于人。《文心雕龍?明詩》對此作了更具體的闡釋：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就性与情的关系而言，性更多地与普遍的理性相关。朱熹便认为：心者，性情之主也。
性与情的相通，也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是非则不仅涉及真假，而且关乎善恶，后者与道德情感相联系。
心与性这种联系所指向的，是对理性之思作用的确认。从心与物的关系看，心可以把握对象，宰制万物。
对心的以上界说，当然仍有认识论层面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心近于理性之思，其特点在于可以超越感性闻见的限制，引向更广的对象。后来理学中的道心与人心之辩，从另一侧面表明了这一点。就心而言，尽管朱熹也肯定心、性本不可分，并以性为内在于心之理，但同时又趋向于以知或知觉言心，强调所谓知，便是心了。人的意识与人的本质的以上关联，既体现了内向的进路，并可能悬置人与人的交往和人与物的互动，又不同于超验的趋向。
另一方面，命又与人的活动相关。心、情、性论域中的情，涉及的便是与之相关的情感。
对中国哲学来说，心本身具有自主性：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性即理，主要体现了性在意识层面的理性内涵，但性在广义上又不限于心理、意识之域，而是涉及存在规定。
这一意义上的心，既是认识层面的对象，又是形而上之域的存在。这里同时可以注意到荀子对命理解的二重性：在心性层面，荀子区分在己者与在天者。
